近日，青岛公厕提供的免费厕纸遭疯抢，一天被扯走了两千余米，不少人将之归咎为国人素质太低，但这不仅是个人素质问题，公厕本身就是文明象征之一：有怎样的公厕，就有着怎样的文明，联系起来不久前公厕苍蝇不得超过2只的搞笑规定，在公厕问题上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不少。

　　美国教育学博士朱莉·霍兰便历时8年研究厕所史，写就了《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一书。 她认为文明并非源于文字的发明。由于第一个粪坑的出现，人们才不再到处游走躲避自己的粪便，从而最终定居下来形成古代文明。厕所的进化是从茅坑演变到茅房、厕所、卫生间、洗手间，从无到有，从私有到公共，从单一功能到集生理代谢、卫生调整、休息乃至审美、商业、文化等多功能，厕所革新一步步从文明走向进步。

　　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会将夜壶里的体液倒入污水池或泼在外面的街道上。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居民还往往会吊上嗓门喊一声:“Gardyloo”，意思是“小心水来了”。18世纪时，有一种职业的标志是一手提着木桶，另一手举着件斗篷，三急之辈讨价还价后，便匆忙钻进围起来的“密室”。1843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参观剑桥大学，她瞥了一眼桥梁，问陪同的校长：“这些顺流而下的纸张是怎么一回事？”校长知道那些是手纸，但不想让女王难堪，遂答曰：“那些，夫人，是禁止在此游泳的告示。”而大名鼎鼎的路易十四则将公开方便作为上朝理政的一部分，实际上，他正是坐在马桶上宣布了自己的订婚喜讯。

　　19世纪初期的伦敦，当时为了省事儿起见，老百姓已经习惯于将粪便倒入通向泰晤士河的下水道而非粪坑，而当地9个水管理公司中，有5个是从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饮用的。不久后，一场死亡5万人的瘟疫暴发。医生约翰·斯诺第一个意识到，霍乱在粪便中传播，而粪便又污染了水源，从而导致了瘟疫。正是从那时起，伦敦著名的巴扎尔盖特下水道系统开始建立。

　　厕所引发的公共卫生革命，可以极大地降低因腹泻导致的死亡率。有数据显示，在这种公共卫生设施方面每投入1美元，在节省医疗费用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平均能得到7美元的回报。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认为，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厕所是最大的变量。另一个维度的事实是：世界上还有40%的人口缺乏条件如厕后冲洗，超过10亿人口只能露天排便。每年至少有120万5岁以下儿童因接触排泄物而死于腹泻。2007年，第一届世界厕所峰会在新加坡举行，将每年的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旨在倡导为地球上所有公民改善厕所环境质量。

　　而中国厕所的起源，最早是在5000年前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里发现的。史载在殷商时期，西周之前，汉民族就有“尚洁”之风，当时这股风气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谁不重视卫生都是要受到嘲笑和讽刺的。即使是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年代，身处围成铁桶一般的孤城的守城军民也不忘记厕所卫生。据《墨子

》载，在城头上要“五十步一厕”，周遭以垣墙围之，“垣高八尺”，守城军民不分男女都必须到公厕便溺。中国的旧俗中还有一整套对厕所的卫生管理方法。在宋代，奢华的杭州城里就出现了专业的清除粪便人员，他们沿街过市，专门上门收粪。在官制上，唐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右校署令和丞”等。这些，都表明中国曾有过辉煌的“厕所文明”。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的厕所卫生渐渐地落在了欧洲的后面。19世纪堪称是“厕所世纪”。在19世纪40年代，在汉堡出现了用河水冲刷管道的下水系统。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公厕建于1852年的伦敦，而1852年的中国，紫禁城里还不知道什么是抽水马桶，每天清晨都会有粪车从“后门”进出。毫无疑问，中国当时的厕所文明与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已经相差甚远了。中国农村的“厕所”就更简陋、肮脏、破烂不堪了，基本是“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北方的男厕多采用蹲坑式，妇女采用“灰桶子”，即：一木桶，内放石灰或草木灰。

　　澳大利亚有一种很特殊的地图，它就是标明全国各地公共厕所位置和开放时间的“厕所地图”。人人都会有不时之需，出门在外紧急关头难忍难耐的时候要找个地方方便方便，手边儿有张图，清清楚楚告诉你该往哪里走。这份标明了澳大利亚全国各地一万三千多个公共厕所的位置和开放时间的地图已经在互联网上与公众见面，任何人想要查找某个地区甚至某条街道或是某个公园附近的公共厕所，只要一点鼠标就一目了然。

　　绘图人员收集并在厕所地图上注明厕所开放和关闭的时间，还有厕所的位置，厕所是否有残疾人使用的设备以及其它一些相关信息。比如出于安全的需要有些厕所的门通常都是锁住的，使用时必须到指定地点去领取钥匙。这些在厕所地图上都已经注明。此外，地图还收集了加油站、餐馆及购物中心的厕所情况，通常人们习惯到这些地方上厕所，把这些信息都记在厕所地图上，非常方便人们使用。在启动“公厕上网计划”的同时，澳政府也考虑到了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人，特别是来自海外的游客。他们可以向各地市、郡政务委员会，或者交管局和旅游咨询服务处索取公厕地图。

　　清洗公厕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薪水少、形象差。世界厕所组织在新加坡设立了世界第一所厕所学院，提供在厕所清洁行业的新配备和新技术方面的培训。在新加坡，公厕清洁工每月的薪金大约是 500 新元（约合 2500 元人民币，2006年数据）。而这批学员在结束培训后，将成为公厕清洁行业的专业人员，月薪也将增加到 1000 新元。

　　公厕学院开设的课程分为两类：贫困地区的厕所问题和城市公厕问题。为了教人们在贫困地区如何建造符合卫生条件的生态型公共厕所，学院特地从德国聘请 5 位曾设计和建造生态厕所的教授。现在，已经有来自 20 个国家的 40 名人员报名成为第一批学员，大部分是那些正在贫困乡村帮助当地人的义工。他们回到当地后再教其他的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贫困地区受到不良卫生状况的威胁也将降低。

　　日本的公厕大多数小巧玲珑, 体现了城市小品建筑的个性, 在公厕里一般都备有卫生纸, 并装有扶手、挂衣钩, 受到市民特别是老人和女士的青睐。有的公厕还特意在厕位旁设有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大大方便了妇女如厕，真可谓于细微之处见关怀。同时，大多数公厕都附设一间残疾人专用厕所，使残疾人同健康人一样，能够获得室外活动的平等权利。

　　更令人惊奇的是日本一些公厕安装的一种暖座免纸抽手马桶，上面有个温控器，人一坐上去便自动升温，以免感到冰凉。待方便之后，便座后方有一喷嘴会自动喷出温水对如厕者进行清洗，随后再吹暖风直到自动烘干。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窗口型”大城市的一些主要街道，不乏花费上百万元装饰的豪华厕所，而百姓生活区内(特别是旧城区)，许多公厕却是屎尿横流，恶臭熏人。在公厕取消收费这项措施出台后，因为缺乏积极性，一些在公厕收费时代还算干净的闹市公厕因为乏人管理，也如同那些传统的公厕一样，臭气熏天。

　　应该说，“五星级”厕所的享受是舒适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但因为“五星级”厕所太奢侈，所花费的成本过高，而在其背后，则让我们看到公共厕所的“寂寞”。比如数量远远不够，卫生并不干净，相关的管理人员工资低等等，这样的不平等对待，反映的正是公厕在不同级别上的设置不合理。

　　按照建设部的规定，在繁华地段300—500米就必须有一个公厕；在其他非繁华位置，也要保证500—800米一个。可目前对于一些城市来说，还远远达不到不到这个要求。尤其是一些城市在进行老城改造、道路翻修的时候，拆掉些公厕却没有及时重建起来。所以总体看来，很多城市的公厕数量是在减少，而不是增加。

　　公厕的人均数量并不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正相关，原因在于社会经济越发展，居民住房成套率提高，户厕比例和公共建筑附属公厕比例也越高。但是万人公厕拥有量存在对人口密度的依赖性，即一般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也越大，因此万人拥有公厕数量相对降低。在2000～2004年这五年内，我国公共厕所数量在2000年时为106471座，从2000年到2002年其数量增加较快，在2002年时达到110836座。2000～2004年万人公厕拥有量在东，中，西部城市的年平均值分别为2.79、3.73和2.17座/万人。

　　经营场所内的洗手间本来不算正式的公厕，但很多城市都要求经营场所的厕所对外开放，作为对公厕不足的一种补充。这些“准公厕”由于数量多，比较容易找，已经反客为主成为人们出门在外如厕的主要选择。《环境卫生工程》所做的不同类型城市的公厕数量和种类构成差异调查研究显示：准公厕即经营场所的公厕已经成为人们出门在外如厕时的主要选择。在外如厕时使用过商场、商店内厕所者比例最高，为 57.3%，其次是快餐店内的厕所（42.9%），然后才是公园或旅游景点内（40.6%）以及大街上（33%）的厕所等真正意义上的公厕。而真正的公厕应该是 24 小时服务的，准公厕受经营时间和经营地段的限制较大，难以完全满足人们随时随地会产生的如厕需求。

　　德国各城市公厕管理部门在确定厕所的地点、数量、设施时，必须依靠著名调查公司来配合完成。首先由选定的调查公司在媒体上进行宣传，使当地市民了解政府建新公共厕所的想法，然后由该调查公司出面在市民中搜集意见，并把所有的意见汇集成几种方案，而后再经市议会投票，最终决定一座公共厕所建在哪里。可以说，“从市民中来，为市民服务”是德国政府为公厕选址的最重要原则。

　　德国的公共厕所，最有发言权的就是以经营厕所闻名的德国瓦尔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03年战胜宝马和奔驰公司，因经营公厕出名的瓦尔公司获2003年度最具创意企业奖。为了建好柏林 165 个原子型“都市厕所”，公司提出建新公厕的想法后，先选定著名的 IMF 调查公司配合选址。IMF 调查公司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先在媒体上发布信息，抽取了10万多市民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汇总到政府部门，提出几个供市民选择的方案，经市议会表决通过后，公厕的地址才确定下来。

　　早在1985 年，日本厕所协会成立，其目的在于通过与自治体以及各领域和个人的沟通与合作来共同致力于公共厕所的改善。日本厕所协会提出了“创造厕所文化”的口号，并与海外国家的厕所协会开展友好交流，同时为公厕建设提供各种援助。日本的公共厕所管理与德国有所不同，特别是居民住宅区的公共厕所更多地采用居民自己管理的方式。如日本熊本县一个公共住宅区的公共厕所都是经当地主管行政部门批准，在小区居民的协商下建立起来的。

　　不过，厕所一旦建成，厕所的管理就靠小区的居民了，清洁工作和管理运营都是由居民志愿者来承担的。同时，所有的使用者必须遵守公共道德和大家共同协商确定的一些规矩。日本厕所协会每年都要进行“十佳公共厕所”的评选活动。另外，日本还有一个“美化协会”，它是上世纪 90 年代在日本成立的一个民间团体，目前在东京、广岛等许多地区都成立了分会。这个协会的主要活动就是号召人们清扫厕所。协会的会员不定期地到学校、企业开展清扫厕所活动，号召人们维护厕所卫生，打造干净的“厕所文化”。这个协会提出了人们亲自打扫公共厕所的五大好处：一是能磨练人的心灵；二是能让人变得谦虚；三是让人更加细心务实；四是能让人学会感动；五是能让人知道感激。该协会的社长更是认为，亲自打扫厕所不仅能让人摆脱偏见，还能让人体会到平等的感觉。可以说，打扫厕所已经成为日本厕所文化的重要内容。

　　法国 JCD 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城市街道公共设施，如路灯杆、路标指示杆、人行道隔离杆、公交候车亭、小型投币厕所、道路废物箱等的专业公司，同时又是一家户外广告经营公司，

　　并附设有印刷厂、清洁公司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公司通过向政府无偿提供上述这些设施，与政府形成在城市公共设施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回报，政府将城市户外广告的发布、经营权特许给 JCD 公司，公司通过经营户外广告获取经营收入。

　　这种政府与私营者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得政府与私人双方均能较好地得到各自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即政府不出资或少出资建设这些城市公共设施，而私营者得到经营利润。JCD 公司并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国外，在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美国等国的一些城市，都能看到他们向政府无偿提供的产品，如小型投币移动厕所，已经达到 4000 多座，当然，公司也获取了丰厚的广告经营收入。我们也可借鉴法国政府与 JCD 公司合作的做法，在公厕建设融资管理工作中加以应用。

　　辨别一个城市是否发达，最好是来一场倾盆大雨，看雨后的街道是怎样，同理，看一个城市是否文明，最好是去它的公厕走一遭，看它在光鲜的表面之下，是否藏着让人掩鼻的恶臭。